我妈活着的时候某天突发说想去北欧的一个国家看看。
活在农村的女人，孩童，青春，中年，一辈子的骨肉被农村吃干抹净。她连上城这样的都市都没来过，只是看到黑白报纸上的黑白极光，就嚷嚷着想去看看。
当时霖华怎么做的来着？他在没喝酒的情况下清醒地挥了拳头。
我躲在角落，缩瑟地看地上被踩上黑脚印的报纸，后来上初中，地理书上说那是芬兰的拉普兰。
那天之后我妈就自杀了。极光，另一个过度，全都离得很远很远。
这笔钱足够我在那个国家畅游一遍。
但我仍旧说。
“还是……不要了吧。”
董琳很不解地看了我一眼，难以置信又充满警惕，但在我的沉默中，注视下，她叹气，将支票收了回去。
起身前我叫住了她。
“夫人，阿季他要是……”
我摇了摇头，改口道。
“季鸣他，如果问起我，夫人您就说……说我已经离开上城了吧。”
不知道几点，白炽灯光填满整个房间。空落落的一个人，来去都干净，东西很好收拾。这间逼仄的小出租屋，我待了两年，但要带走的合起来也就一个行李箱。
手机上来了条新短信。
我叹气，董琳还是给转了一笔钱，虽然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的我的卡号。数额没有餐厅里的那个惊人，不过还是给我留足了适应新生活的机会。
房东大姐，她原来很讨厌我，总说我是这穷鬼里最爱拖欠的那个，每个月都得晚几天才能交上。她不下数次斥声说“再这样一旦有新租客你立马收拾东西离开！”
可两年过去了，新租客没见影，倒是我这个瞧不上的老租客也要走了。
我站在客厅和卧室夹着的那道门前，目光流连于这间出租屋的每一处。两年前已经破掉的木地板始终没人来修，冰箱一打开一股冲鼻的沤味，沙发与周围是格格不入的干净整洁，上面套着我上个月才买的新沙发套。
然后我的目光定在破掉的墙面上，斑驳的白漆，隐隐约约看得见土块。很难看，明明和这间出租屋的破旧程度相符，但我还是觉得很突兀，很难看。
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掏出之前自制的相框，取出一张，又找出双面胶。
嗯，现在和谐多了。
即使现在是深夜，但墙上照片里的午后阳光依旧明媚晃眼，我搓了下胳膊，恍惚间又感受到那股黏劲。
“阿季你要看电影就好好看，不要一边看一边喂我。”
“哥又凶我。”
“你看看我的胳膊，我的腿上，都是西瓜汁，好黏的！”
“那阿季亲亲，亲亲就不黏了。”
“欸你！不是，唔！”
眼眶酸胀个没完，只得快速眨眼缓解，我搓了把脸，于是手心也变得潮乎乎起来。
根本不行。
明明这间房子的阿季只待过半年，但却哪哪都是他的痕迹。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忽视，去假装平静了，我想淡然的离开这里，就像当初的到来一样。
可根本不行。
半夜起床总会不小心踩到的枕头，到后来卷走的被子；厕所里的物品更容易碰掉了，牙刷，水杯，毛巾将那方狭小的地方占满；老旧的风扇一开吱呀呀的，噪声满天飞，阿季总还是吵着要开，他不喜欢热，可又不愿松开怀里汗津津的我。
我顺着门框蹲落，哭得嗓子眼发紧，一吞咽连着整道喉管的疼。眼泪多得打滑，手臂上很快潮腻一片，水渍粘到眼角，很辣，很痛。
人是有阈值的，到点不出就会憋坏，满腹酸胀无处发泄，心脏又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我想起，我只得，将一切发泄在那个曾经明明自己也不完全相信，也觉荒唐找不到支撑点的誓言中。
最终还是食言了。
我没离开上城，从边缘的东巷换到更边缘的地方，或许总归对这座城市有些感情，也可能是单纯没那个精力再去适应一座新的城市。
托阿季母亲的福，我这次住的房子不算太糟糕。一室一厅，复式，灯光明亮，白天窗帘拉开整个房间都会被日阳笼罩。我好一段时间没去找工作，新房东是个大哥，右臂被青黑的纹身占满。
我就这样，困了睡，睡了睡，睡得头痛就醒。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窗外的清晨，朝阳，黄昏，夜幕，暴雨，晴天。
啪嗒。
玻璃杯摔在木地板上炸开花，凉水洒在裤脚冰得我一哆嗦。月光映在玻璃碎片上，亮晶晶的，我就看着这滩水，看着那道闪光弥漫，扩大，流进沙发角。
好没意思。
突然觉得一切都好没意思。
于是我起身出门，没换衣服，也没拿钥匙，这个房子虽然离市中心远了些。但远了就安静，临江，晚上吹着江风也很舒服。
直到斜草垛上的最后一堆咬耳朵的情侣离开，我才向江面走去，越走越近，风越刮越大，笼在脸上愈发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