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走之后，她就跟唐宁玩笑：“林董这下又麻烦了，你把大客户都得罪光了，接下去乐欧的生意肯定没我们的份。”
唐宁也做惋惜状，说：“到底还是没能挨上律师收费最高的罪名，辜负了唐律师的殷切希望啊！”
但真的是辜负了吗？余白并不这么觉得。
她不禁想到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听教授说过的话：
如果只截取一个短暂的片段，法律意义上公平正义有时候会显得并不那么公正。
但只要放眼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范围，就会发现这种明确、规范、统一的公正才是自洽而且最优的。
正如这一次，就是因为唐宁这个“吃黑饭护漆柱”的律师，为林旭辉这样一个看上去就很活该的人洗脱了故意杀人的罪名，收购“奇途”的内幕才得以公之于众，米拉被杀的案件也才很快回到公安机关继续侦破。
案件退回侦查之后，警方重新排查了米拉身边的熟人，终于又锁定了另一名嫌疑人——她在乐欧乐园的演出搭档，安东。
引起办案警员注意的，是合租室友突然想起来，米拉曾经无意中提过她小时候就认识安东。但安东在此前的笔录中明确表示，他们俩是到了乐欧乐园才认识的。
而再次被警方传唤时，安东刚刚辞职，正打算跟着一个舞蹈团去了另一座城市演出，似乎试图用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方式越走越远，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恰如余白之前担心的一样，如果真的等到庭审才排除林旭辉的作案可能，这个人说不定早已经离开中国了。
深入调查之后，更加关键的证据随之出现，那是一双四十一码的皮鞋，就放在乐欧乐园为演员提供的宿舍里。
也许因为沾染的血迹并不多，安东离开犯罪现场之后，又为了躲避摄像头在树林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没有注意到鞋底有什么问题。事后，他只处理了衣服和裤子，留下了那双鞋。
经过鉴定，警方在鞋底发现了血ye的痕迹，纹路与现场留下的脚印也对上了。
面对这些证据，安东终于说了。
在前一次调查中，他曾在笔录里叙述，自己曾经看到过米拉身上的伤痕，问她怎么了？但米拉回答：不关你的事。
他发誓这句话是真的，只是并非事实的全部。
他们俩的确在俄罗斯就认识了，而且是恋人。安东来华已经有几年，六个月前才把米拉带到乐欧乐园面试工作，但一直没有公开两人之间的恋情。
最近一段时间，他渐渐发现米拉的变化，偷偷查看了她的手机聊天记录，从中得知了她和林旭辉的关系，并且看到她约林董那天晚上在度假村的套房里见面。出于愤怒，他也去了度假村，并在林旭辉离开之后进入套房，与米拉发生口角，失手杀了她。
足迹对上，供述有了，现场也已经指认，但还是有一些细节显得那么违和。
比如，米拉手机上没有接通的110报警电话是为什么打的，又为什么挂断了？
比如，第一次去套房的安东怎么会知道如何完美地避开摄像头？
比如，愤怒的他为什么等到林旭辉玩完全套离开之后才进入套房？
比如，案发当时他穿着一双Church’s 蒙克鞋，售价好几千块，与他二十四岁来华务工的经济状况不慎符合。
但安东始终坚持现在的说法，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
案子似乎就这样被破了，又开始走新一轮的司法程序，只等着更深的真相被逐渐揭示的那一天。
八月，唐宁做手术取出了腿上的钢钉，余白又陪着他到医院开了一周的房。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在病床上瘫了两天之后，这人就已经能下床走了。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出院之前的一天下午，唐宁接到谢简书的来电。
谢董在电话里说，林旭辉已经被正式逮捕，还是希望唐宁能在之后的案件中继续担任辩护律师。
收费最高的案子来了，却轮到唐宁开口婉拒，理由充分而正当，他腿不好，不方便再代理此案。
余白听得要笑，心想这人刚才还出去遛弯儿呢？碰到接案子了，说腿不好？
当然，林旭辉的这一案的委托，唐宁的确不适合接下来。虽然并没有出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例举的回避情形，但他在上一案中提交不在场证明，就是这一案里足以定罪的证据，如果再担任林旭辉的辩护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违背了律师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原则。
电话挂断之后，余白不无遗憾：“这案子到时候肯定在中院的第一审判大法庭，说不定还会搬到演播庭里审。质证阶段在大投影屏上播放那段两小时的会议记录，多过瘾！”
“嗯，”唐宁接着说下去，“几个方位都有电视台的摄像机，现场直播警示教育大会，摄影记者来回跑，趁法官不注意蹭进审判区来拍照，被法警一个一个拖出去。”
余白忍不住笑出来，这人有生活，果然比她想得具体多了，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