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化，莫过于越来越多的文臣高官来与他“交朋友”。除都御史王越之外，吏部尚书尹旻、监察御史戴缙、内阁辅臣刘珝等都相继来向汪直示好，成了常与他沟通联络的“朋友”。
这个“朋友”并不限于没事时互相走访聊天那么简单，而是常要以公务往来。汪直是眼下公认的御前头号红人，这些朝廷众臣有什么事想要奏报给皇帝，拿不准皇帝会是何样态度，便都提前来问问汪直的意见。连之前与汪直交情还算纯净的王越，如今也不免俗。
一连几个月下来，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汪直的主要工作便从领着韦兴他们查案变成了每天坐在直房里接待来访朝臣，为他们出谋划策。有时候等着见他的朝臣们都能排起队，就像医院排队等待叫号就诊一般，一个一个等他差人传唤。
汪直很不喜欢这种事儿，在他看来，那些人来找他参谋纯粹是多此一举，任他再如何精明早熟，对很多朝廷大事也不及那些现管的大臣懂，他能给得出啥建议啊？
大多时候，他听完对方的来意，都只是强忍着不耐烦回复人家“我也没有好建议您就直接上奏皇上吧”。可即使只是听了他这样毫无营养的“见解”，人家也总是高高兴兴地道谢告辞，而且那份高兴还不像是装的。就好像听他批准了可以上奏，就是过了一关似的。
汪直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思，他现在是皇帝的代言人，敬着他就是敬着皇帝的一个步骤。经过了前阵大清洗，现在留下来的官员们都战战兢兢揣测着圣意，可不是得把任何一个可以表态的机会全都抓住？
他只是单纯觉得应付这些事很无趣。尤其令他不喜欢的是，王越也成了这些官员当中的一个。
当年七月里还出了一件事，那时西厂重开不久，朝臣们刚开始纷纷到西厂“拜山头”，吏部尚书尹旻知道王越与汪直早有私交，便请王越领着自己去西厂见汪直。
因为外间把汪厂督的气派传说得很神，说什么朝臣进见必须向汪厂督磕头跪拜，有事跪陈，说完还要叩头告辞，尹旻便提前询问王越是不是见了汪直要下跪磕头，王越笑着告诉他绝没那回事。
可王越嘴上那么说了，却故意没有领尹旻一起进去见汪直，而是叫尹旻在偏房等着，自己先去进见，这已经是为尹旻传达了一个进见汪直需要十分礼敬谨慎的信号，而且尹旻还差遣了随行手下去偷看王越如何进见，王越也知道他派了人偷看，于是去到正房一见到汪直的面，王越就“咕咚”一声跪下了。
汪直被吓了一跳，差点直接窜到椅子上去，王越背对门口，笑着朝他连打手势带使眼色，将一出拜见的戏演了个足。汪直当时也没明白他的用意，就暂且那么听之任之，结果没多会儿尹旻进来，果然学着王越的样子，一进门便朝汪直大礼参拜。
汪直又差点窜到椅子上去。我靠那是吏部尚书啊！而且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家了。他赶忙过来双手搀扶起尹旻，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尹大人何须如此？那是王大人跟您开玩笑呢！”
事后，王越还笑着嗔怪他：“你何须与他说开？此事虽说是我哄他，可也是他先自己存了那份心思。你便安心受了，将来也由着其他官员都来这般敬着你，又有何不好？”
汪直嘴上敷衍，心里却很不高兴。他原以为自己与王越之间的交情会是君子之交，如今却越来越觉得，王越与他并不是一路人，他们三观不合。
也罢，世上哪有那么多君子之交？合则来不合则去，大家面上亲亲热热，合作时能大体过得去，也就不错了。这辈子已经有了李唐、万贵妃、蓉湘、李质、怀恩，甚至是皇帝，那么多个能与他交心的人，还不够他知足的？
文官啊，果然都是花花肠子！
不过倒也有个例外，汪直估摸着商辂已然回到浙江老家安顿下来后，便开始写信给他。彼时信件来往走官驿途径也比现代慢得多，京城与浙江之间往往寄出去信件要等至少半个月才能收到回信。汪直确实在半月后便收到了商辂回信，可见商辂是收到他的信后很快便写了回信。
头一次通信两人还都是说些互相问候的口水话，之后来往几次，就越来越有笔友交心的意思了。从此汪直心里有事除了向身边人吐槽外，又多了个人吐，连王越开的这个玩笑，汪直也毫不在意地向商辂吐槽，商辂在一些事上的反应与怀恩很像，觉得好笑之余，也委婉劝他“官场就这样你就忍着些吧”。
到了成化十三年年底，朝臣每日排队进见汪直询问政事已成惯例，汪直每天都这样无聊办公，本来他只是觉得自己也像师父一样，成了个皇上的高级秘书，可后来听李质他们说起外间的传言才知道，在外面的人看来，他已然权倾朝野，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消息只要他不点头，都无法传达到御前。
汪直霍然醒悟：咦，这么听起来我怎那么像魏忠贤呢？！
第115章 飞雪连天射白鹿 那可是建州女真！……
后世总有人把王越和陈钺说成汪直的“两把钺”，好听的说法是这俩人是文官当中与汪直关系最铁的两个好朋友，不好听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