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话，手机微信来了视频，是皓书打来的。皓书逗了一会娃。我开始告状：
“现在大冬天，净是光秃秃的树杈子，哪儿有梨啊。”皓书哭笑不得。
皓书从生下来就手小脚小，没有丝毫长大个子的征兆。长到四五岁时，跟别的小朋友打架，永远是受欺负的一方，小朋友赛跑，皓书永远是跑的最慢的一个，跑的面红耳赤，笨拙吃力。爸爸妈妈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总是一声叹息。既然体力上注定成为一个落后者，那就在脑力上努力发展发展吧，可是皓书在机灵聪明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天赋，说话很晚，受了欺负也不还手不哭，学东西也不快。两者相权取其轻，既然体力智力都不突出，就补补脑子吧，单攻智力吧，于是有了吃猪脑那一幕。
皓书说起这件事是当作小时候的
后准备待在日本了吗？”
时光飞掠，回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普通家庭里，正准备吃饭，皓书端端正正地坐在吃饭桌前，开始吃妈妈特意为他准备的猪脑。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后来又有了个妹妹），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妈妈的特殊关怀，且面对妈妈单独给弟弟开小灶毫无意见呢？因为皓书太笨了，从生下来就呆头呆脑，不太聪明的样子。妈妈打听到一个偏方，说吃啥补啥，吃猪脑变聪明。于是猪脑便成为皓书的必吃菜，皓书听妈妈的话，很认真地啃着猪脑。后来这段吃猪脑的经历成为他童年的阴影。
“哎，我记得库尔勒的香梨很好吃”我一想起新疆的水果，好想吃。
“你在那边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聊天结束。
皓书说他小时候记性不好，总是忘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从他家到学校有一段呈S型蜿蜒的土路，这是他去学校的必经之路，路旁有一块大石头，表面光滑平整。早晨皓书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背起书包踏上上学的路，路过石头时总是如醍醐灌顶一般突然清醒，想起一件大事：哎呀，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有写。于是迅速掏出笔和作业本，在石头上放好，蹲着补作业。那时如果没完成作业老师是要体罚的，要么罚站，要么拿着戒尺打手心，可疼了。皓书说在石头上补完作业再跑到学校时就迟到了，可是迟到总比没做作业好，老师说你两句就让坐下了。于是这块石头就成了皓书补作业的“闹钟石”。
说起皓书其人，故事可多了，得备好瓜果茶水，坐好小板凳慢慢唠。
“你就知道吃！”我挨了她俩一顿讨伐。
“我在这支教。教思政课。”
皓书羞赧的挠挠头：“我在新疆库尔勒呢。”皓书通常有两面，正面是博古通今，哲学学者，反面是娇羞小男生之态，我们通常只见到过正面，这一抹满面含春娇羞之态，只在那佳面前有。今天我们也是沾光饱眼福了。是的，他俩之间是有故事的，我们后面详说。
“哎呦，邵大博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敢问邵大博士在何处高就啊？”那佳开始打趣他。
皓书看着我们争论，露出一股高屋建瓴的笑。接着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才几十年，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你们说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些问题近年来虽有不同程度的解决，但从总体上看，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但这些并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能说，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皓书的一通话，我们听的心悦诚服。但不可否认的是，田子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这是很多出国留学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从文化身份上讲，属于中华文化身份，但是出国以后，发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什么都比中国好，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基本都是，这是国外的好，那也是国外的好。就他们自身来说，他们只是在陈述一些客观情况，但是给受者的感受则是“崇洋媚外”。这种误解，加重了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
田子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这正是我纠结的地方。别的同学陆续都回国了，她当时坚持不回来，所以在日本找了对象，结婚生子，但现在有点犹豫了。在日本都是自己一个人帮带孩子，很辛苦。”
“田子出国几年不爱国了啊，刚才一直在夸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日本的街道干净，出门不用带手纸，什么都是日本的好。”
“你在那儿干嘛？”那几年新疆巨不安全，我们很担心。
皓书其实并不是呆头呆脑，只是爱思考发呆。他后来说在6岁的时候，他看到农民不停地忙碌，春耕秋收，四季轮回，周而复始，就在想：人活着那么辛苦，到底为了什么？
“没有，我只是说，日本和中国的习惯不一样……”田子急的面红耳赤，急于辩解。
可是这并不是一个6岁孩子该说的话，6岁的孩子，应该成群结队跟在大人后面抢一块棒棒糖，应该脱裤子光腚在池塘里游泳捉泥鳅，皓书觉得这些都好幼稚，不愿同流合污，自己的思考又没人交流和理解，所以就选择不说话。这一不说话，就落了一个呆头呆脑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