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日本投降那一年我被组织调任到老师的身边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做办公室副主任，在那个年代是叫做政治部秘书。
相对于称呼其师座，我更愿意称呼他为老师。
源自于年幼时的一次见面，少年时代的一次听讲，所以说他是我的老师并不为过。
可是等到我长大，从法兰西留学归来，有了足够的资历能够站到老师身边的时候，老师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英姿雄发，挥斥方遒的将军了。
老师已经老了。
解放战争开始，美国对党国施以各种援手。
老师却在这个时候在中外媒体的采访中大骂委座，我们尊敬的校长，说滇军不是孬种，不是熊兵。
要么就是在会议途中，唱起幼年时，阿娘唱给他听得儿歌。
南京发来电报，不允许老师在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利于党国和元首的任何只言片语。
风烛残年中的老师，眼里的锐气不再，所有人都私下嘀咕着要为他老人家准备后事。
您吃的太少了，要不要再多吃一点呢？
他却对我说，我想看那个了。
愣了一下，我随即说，好。